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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收入差距辛苦几十年不如分套房

发布时间:2021-01-21 16:25:06 阅读: 来源:配电箱厂家

人民日报谈收入差距:辛苦几十年不如分套房

阅读提示: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一些行业薪酬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人们盼望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漫画图。(原文配图)

工作一样忙,收入大不同

●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的收入“被增长”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机制不合理,同工不同酬

●造成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有体制机制不配套等问题,也有寻租、垄断等非公平因素

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给劳动者“劳动致富”的信心

●让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

革除不合理因素带来的收入鸿沟,首先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用财税杠杆有效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缩小收入差距,财税政策有很大空间。”郭清认为,当前,应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堵住企业为个人垫付个税和混淆个人消费、职务消费的现象,真正发挥个税在“限高、扩中、提低”收入分配结构中的调节作用。

其次,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和补偿。特别是由于“用工双轨制”,同工不同酬,“干同样的工作,拿不一样的工资”,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改革用工双轨制,促进用工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统一管理,已经不容迟疑。

第三,抑制垄断行业薪酬增长高等不合理现象,规范高管人员薪酬,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不仅普通劳动者与垄断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国企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对此,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当然,缩小收入差距,不等于每个人收入的均等化。收入有差距,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直接体现。对于部分劳动者取得的合法高收入,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归根到底,面对财富,每个人都要摈弃“不劳而获”的思想,谨记“勤劳致富”的古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学知识、长本领。“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是增收致富的根本。

观点

专家热议:让财富分配更公平更合理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央企高管的工资,应该设上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今天贫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其深层次源头来自于机会不平等。我们的机会不平等很大的问题是孩子们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将来择业的时候机会不平等,择业的机会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

发改委:加快推进经济转型 落实收入分配改革  认清大势着力落实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2013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5月30—31日,2013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徐绍史同志作了题为《认清大势着力落实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连维良同志出席会议,并主持召开了各地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徐绍史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大转型之中,我国发展阶段、发展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存在难得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化解各种风险、创造新的优势,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制度供给,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以敢闯的锐气和会闯的睿智,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徐绍史同志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按照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抓紧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不失时机地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准确把握今年改革工作的着力点。  一要围绕推动经济转型深化改革。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价格、科技等改革,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体制保障。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是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要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着眼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积极推进预算制度改革,重点是优化支出结构、更多向民生倾斜,完善预算公开机制,让社会和老百姓更有效地监督财政收支。稳步推进消费税、房产税、资源税相关改革。  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放宽准入,加快培育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利率市场化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夯实制度基础;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不失时机地深化资源性商品价格改革。要抓住当前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有利时机,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为减少价格改革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对居民生活用电、用气、用水、用热,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需求,逐步建立兼顾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资源要素节约利用的阶梯价格制度,基本生活需求价格保持相对稳定,非基本生活需求价格更多反映市场供求。  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今年,要在认真总结完善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经验、完善相关制度基础上,再扩大几个试点,让科技创新在更大范围推进。  二要围绕不断改善民生深化改革。要围绕老百姓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社会事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城乡统筹发展等领域,加快改革,织就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网”,补上短板,兜住底线。  加快深化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今年重点是整合城乡基本医保管理职能,整体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做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制定工作。  切实健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监管制度。今年,要以食品药品安全标准体系、监测体系、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体系、市场准入制度、召回制度、诚信体系等为重点,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改革环境保护监管制度,也已经迫在眉睫,迫切需要下大力、出真招、见实效。各地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认真落实减排工作责任,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强化多污染源综合治理。要针对环境污染跨区域、跨流域的特点,努力构建区域间环境治理联动和合作机制。  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和农业农村改革。今年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好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要循序渐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等一些基础性制度变革,使城乡资源、资产、资本有序流动。  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今年的重点是落实国务院已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并就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问题,制定出台具体的配套意见。各地要加大力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大病救助、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坚守网底不破。  三要围绕促进社会公正深化改革。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通过改革,构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和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制度环境。  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切实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最大程度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目前,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实施细则已经比较完备,制度上的障碍在逐步消除。今年,重点推动民间资本切实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好这些细则,在公平市场准入、扩大开放范围、深化配套改革、加强监督管理等各环节下功夫。要结合铁路政企分开,率先将支线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向社会资本开放。  健全保障起点公平的体制机制。要针对起点不公平的问题,深化减贫、教育、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改革,在扩大横向流动的同时,增强纵向流动性,切实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四要围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改革。今年,要以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为突破口,抓紧清理、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对于条件成熟,市场、企业和地方已经准备好的事项,要坚决放开,不要犹豫,不能拖延;对于一些需要放,但市场、企业和地方尚需一段准备时间的事项,要积极创造条件,时机一旦成熟坚决放开;对于一些难度较大、但从长远看需要放开的事项,可考虑先行开展试点,然后再全面取消或下放。在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的同时,要做到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对继续保留的审批事项,要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程序,把审批变成便捷高效的服务。  徐绍史同志说,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决心很大,社会期望很高。他要求,发展改革系统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更加自觉地转变职能,把改革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有效地上下联动,凝聚推进改革的系统合力,更加主动地克难攻坚,完善统筹协调推进改革的工作机制,勇挑重担,扎扎实实、尽职尽责地把改革向前推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将改革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提出本地本部门推进改革的具体措施,按照明确的时间节点完成各项重点改革任务,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真正得到落实。  在各地发展改革委参加的座谈会上,连维良同志指出,做好今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地方既要抓好落实,更要积极探索,为全国的改革贡献经验。一是尽快发布年度改革意见或工作要点;二是结合本地实际选择重点领域尽快取得突破;三是及时发现和反映改革实施中的问题;四是切实发挥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五是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六是进一步强化推进改革的工作力量和工作推进机制。  各地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以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发改委网站)

官方再提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细则 控高或成阻力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公布即将满4个月之际,国家发改委公布了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提出要制定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这是继“两会”之后官方再次提出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专家指出,目前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到了需要“提低”和“控高”双管齐下的时候,在“提低”已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控制高收入将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和阻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亟待深化官方再提出台细则  目前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2012年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我国工资水平的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岗位差距仍然存在,有的表现还比较突出。例如,2012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61.5%,年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行业(89743元)则是年平均工资最低农林牧渔业(22687元)的3.96倍。  各界呼吁收入分配改革多年之后,终于在今年春节前夕取得重大进展。2013年2月5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方案提出了30条指导意见,但重点在于指导性和原则性,并无实施细则。今年“两会”期间, 政府工作报告曾指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实现收入倍增。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也明确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到“细则”阶段。  5月24日,国务院批转发布了《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到要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该意见指出,要贯彻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并未明确细则出台时间表。  “提低控高”或成细则重点专家呼吁消除分配不公  即将制定和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将重点关注哪些方面,将从哪里突破,又将会遭遇哪些阻力,值得关注。  根据《意见》中的表述,“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可以看出,“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即“提低”、“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即“控高”和“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可能将成为此次细则关注的重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实施细则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要消除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健全劳动力要素市场,使得劳动者能获得合理的报酬,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二是要在税收体制、财政支出结构上作出调整,让高收入者无法偷税漏税,对中低收入者减税,建立更多的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同时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消除社会保障上的待遇差异。  专家称控制高收入是难点和阻力短期内难完成  根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低、扩中、控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和主线。 舆论普遍认为,“提低”难度较小,而“控高”难度较大,所以细则应该优先“提低”。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有25个省份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20.2%,而今年一季度也有8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过去10年当中,收入分配调节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低’”,李实表示,“‘提低’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当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政府进行‘提低’的政策选择空间就非常有限。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收入分配调节不仅仅要考虑‘提低’的问题,而是要双管齐下,同时控制高收入。”  李实认为,控制高收入是难点和阻力,但是控制高收入不是对其进行打压,而是对其收入来源加以区分,在鼓励合理收入的同时,打击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他指出:“要对利用权力、垄断等手段获得的高收入加以调节和控制,通过制度建设,消除其获得不合理收入的环境和条件。这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首先要尽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问题。要在群众热议的垄断行业收入、国企高管报酬、某些地方公务员福利过高等问题上,尽快提出务实的行动计划。(中国新闻网)

高收入与隐性福利: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亟须破冰  一直以来,国企的高工资和隐形福利都是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很多国企普通员工的年薪高、福利好,远远高出其他企业,贫富悬殊过大。而隐形福利,也被舆论认为是垄断体制下的顽疾。  差距有多大  “刚进去工资不太高,不过比较稳定,还有福利待遇肯定是比较完善的。”一名去年研究生毕业的某国企员工表示。  国企福利到底有多好,各国企都讳如莫深,正因如此,国企的隐性福利也一直为坊间津津乐道,不过从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可见一斑。  2013年5月10日,审计署发布对10家国企和3家银行的审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违规投资建总部大厦,概算总投资13.45亿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违规为职工购买商业险、养老险、健身卡、发放福利等,涉及金额约为4.9亿元;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约有1.7亿元用于违规投资建培训中心、建办公楼及装修酒店、违规发奖金、超范围发奖金;国家核电用于多发工资、违规发奖金、购买购物卡等的金额约为4430万。  除了福利,国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也是社会一直关注的焦点。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国企水平要高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据我对部分地区国企收入水平的了解,国企职工工资水平整体上要比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高2倍左右,少数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少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组将“大型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水平研究”作为重点专题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继承曾负责这一专题研究。据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供的《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总体平均工资是41799元,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43483元,比全社会职工工资平均高出4.03%(1684元),不过相比2007年(5.85%)、2008年(4.81%)、2009年(5.85%)以及2010年(4.98%)有所下降。  收入分配怎么改  从2004年便启动制定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今仍未出炉,曾有参与方案讨论的专家向媒体表示,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是方案中一块难啃的骨头。  “个人认为这一点应该是较明确的,高透明度的市场化配置方向,即作为全体国民所有的经济实体应该具有比上市公司更高的透明度,应该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王继承说。  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国企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改革理念不明确。“首先体现在对国有企业定位的认识存在反复,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与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现实中都有众多支持者,这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的侧重点。其次体现在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一特设机构的功能性质始终存在分歧,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并没有完全实现。到底改什么、如何改、改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效果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执行者。再次体现为政府在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的职能含混,究竟是利益分配的参与者,还是裁判,现实中经常是含混的。”  他同时认为,遇到的最大阻碍是既得利益者对收入分配改革缺乏动力。  “许多人认为,国企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国企特别是国企高层。其实,在中国,国企高层大多是通过各类党政机构选派,国企管理体制也归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国企与政府之间存在剪不断的联系。说到底,国企最终要听政府的。”陈少强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比重上,都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国外国有企业数量也十分有限。相应地,国外通过法律的方式,明确国企的功能定位以及国企高管的职责。较多情况是,国外国企行业分布更多是在公益性领域(如基础设施),不少国企的薪酬管理形式与我国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类似,即参照政府公务员的薪酬管理。  王继承建议,规范国企薪酬制度,一是明确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有资本定位,竞争性领域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二是制定专门的国有企业法,针对特定行政规制领域或自然垄断领域的特定国有企业制定单独的法规;三是提高国企薪酬分配的透明度,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公众舆论监督力度,国有企业作为公众企业,应该做到比部分股东拥有的上市公司更高标准的透明度,将内部岗位价值、行业间职位价值是否合理公正等最大程度地接受公众媒体的监督,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压力机制来形成其“扩大正门、杜绝侧门”的持续调整完善;四是注重历史教训和战略的导向型,真正发挥出薪酬激励的导向作用。  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今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有这样表述: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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