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怎么减让民众感受到是真理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在当下普通民众税赋痛苦指数普遍感觉偏高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政策引起各方关注。

有评论说，既然是结构性减税，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性大动作，即如谢旭人部长所言的一揽子税改计划。不过，民众所关心的可能没有那么宏观，他们所期待的是现实生活的改观：收入增加一些，物价便宜一些，税费少交一些，看病上学少花一些，等等。

税负痛苦吗?

“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今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与矛盾可见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即刊长文对“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根据最近的统计测算了一下，“中国今年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

民间的测算与官方的数据相差甚大。

肖捷在前述所撰文章中解释，有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高培勇倾向于用较宽的口径与国际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虽不算低，但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仅从统计上看，中国真实的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税负水平究竟有多重，成为了“罗生门”，民间与官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从未曾停止。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个趋势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

“自 1994年之后，在税收收入增长持续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肯定会呈现逐年提高的景象。这是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高培勇说。

根据陈志武提供的数据，仅以预算内财政税收算，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而到了2010年，则已经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税负越来越高，相对的财政税收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他作了一个换算：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

这一换算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税负感。如果此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后果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周刊 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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